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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光子信息技术领域二十余年，入选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荣获「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在光电科研的高地上，香港理工大学余长源教授始终步履不停。但他更为人称道的，是不断奔波于香港、深圳与福建之间，把实验室里的尖端技术带入中小企业、车载电池、智慧家居与基层医疗一线。从「打破芯片垄断」的硬科技攻关，到「光子守护健康」的民生探索，余长源教授用二十余年的实践，诠释了一位当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社会担当。

第一部分：初心与责任——从求学海外到科研报国

问：余教授您好，非常荣幸今天能采访您。我们知道您在光子信息技术领域深耕了二十多年。早年您曾在美国求学，亲眼见到国内的核心器件在很多方面受制于人。这段经历对您后来决定深耕底层技术、推动科研「普惠民生」有着怎样的影响？您的初心是什么？

余长源： 我是 1997 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的，在美国攻读了硕士与博士学位。硕士期间主修光子器件，博士则在南加州大学跟随 Alan Willner 教授从事光子信息系统研究——他的团队在当时堪称全美乃至全球光通讯领域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

二十多年前，中美在该领域的差距确实非常显著。我们那一批留学生，抱着向国外最先进技术和科学知识学习的心态走出去，但心底始终揣着一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中国在这些领域能够逐步赶上来。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在光子信息系统领域（尤其是光通讯、光传感系统层面），我们已经逐步赶上甚至局部超越了西方先进水平。但在核心光电器件、激光芯片及信号处理芯片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我们团队除了深耕系统级研究外，也在全力推进核心器件级的攻关，希望能打破瓶颈，逐步实现并跑乃至领跑。

问：您作为全球前 2% 的顶尖科学家，科研任务极其繁重，但您始终花费大量个人时间，将前沿技术引向中小企业和民生一线。支撑您这么做的动力是什么？在您心中，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意味着什么？

余长源： 这要追溯到我的清华本科时代。当时清华大学正从工科院校转型为综合性大学，并重建经管学院，还特别邀请了朱镕基总理出任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学校在各院系选拔了一批学有余力的学生修读第二学士学位，我当时修读了企业管理，因此拿到了应用物理与企业管理的双学士学位。或许从那时起，我就对「科学技术的产业化落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到了香港理工大学，理大本就是一所以工程技术应用见长的高校。我们的校董会主席林大辉博士、滕锦光校长，都非常鼓励教授把前沿技术融入实际工业生产，并积极对接内地产业。近年来理大在内地建立了十余个研究院，正是为产学研转化搭建平台。

香港背靠祖国，坐拥大湾区广阔的腹地。全国近一半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在大湾区，我们实验室与华为共建了联合实验室（这也是华为在香港高校的首批联合实验室之一），在光通讯领域合作密切；与此同时，我的学生也在光传感、光成像领域创立了多家初创公司。

走出大湾区，因为我的祖籍在福建，而香港 700 多万市民中有 100 多万是福建籍，两地血脉相连、产业互补——福建在纺织鞋服、食品以及微电子光电领域基础雄厚。我们在晋江牵头成立研究院，正是希望借由这个平台，将实验室的成果转化为百姓日常生活触手可及的产品。

问：这些年您频繁奔波于香港、深圳、福建三地，牵头搭建跨区域技术转化平台。支持您在高强度工作中坚持做产学研联动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余长源： 我们这一代人，在国内和国外都享受到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因此内心总有一种责任感，希望能回馈国家与社会。光电技术的应用场景极其宽广，不仅能用于国家骨干通讯网，还能深入基层百姓家。

比如大型工程监测，利用光纤传感技术可以长期监测高铁轨道、桥梁以及大型建筑的健康结构；我们还把技术延伸到人体生命体征监测，利用光纤干涉传感技术，无需在人体佩戴任何传感器，只需将光纤置于智能床垫或椅垫中，就能实时、长期监测心率与呼吸；此外，它还能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车载电池安全监测。

国家的飞速发展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舞台。香港是基础科研与国际化的策源地，而深圳、大湾区以及福建则是广阔的应用腹地。最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访问福建，在闽港两地领导共同见证下，我们又新成立了「香港理工大学福州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在三地奔波虽然辛苦，但看到自己团队、学生以及校友的成果能扎根于这片沃土，内心充满了充实感与成就感。

第二部分：产学研实践——科技自立自强与惠民落地

问：您牵头成立了港理大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并推动了 50 多项成果转化。从「象牙塔实验室」走向「产业第一线」，您在这个过程中经历过哪些艰难的摸索与抉择？

余长源： 在学校领导的推动下，我们有幸回到福建落地港理大晋江技术创新研究院，立足晋江、辐射全省，随后又成立福州成果转化中心，实现两地互补。

万事开头难。作为理大在内地设立的第一个技术创新研究院，两地的法律法规、行政审批流程、运作机制存在客观差异，我们可谓是「开路先锋」，一路摸着石头过河，踩过坑、排过雷，逐一打通关节。

同时，如何与福建本地企业无缝对接，如何与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等本地高校推进产学研协同，都需要细致入微的沟通。所幸在各方支持下，晋江研究院的模式得到了验证和认可，也为理大后续在内地布局十几个研究院树立了良好范例。

问：团队研发的「全光纤健康监测系统」，将硬核光子技术用到了管理睡眠和健康这类民生赛道。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切入看似「接地气」的民生领域？

余长源： 我的核心研究方向是光子信息系统，其中光通讯是大头。我们在香港本部与华为共建的实验室投入了价值超 2 亿元的精密设备，主要服务于国家级骨干通讯系统。

但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外界的温度、振动、压力波动，对光通讯信号来说是必须消除的「噪声」；可如果「反向思考」，把这个噪声放大，它就成了一个无比灵敏的「光传感系统」。光纤本身既是传感探头，又是天然的长距离传输介质。

于是我们拓展了应用光谱：

1.重工业与能源领域：我的博士生创立了「小马科技」，把光纤传感应用在新疆等地的风力发电风机叶片监测上；

2.智慧医疗与民生领域：我们将高精尖的技术「降维」应用于日常生活。比如与医院、养老机构合作，开发生命体征监测床垫，提供全天候健康数据；我们目前还在与泉州本土卫浴龙头「九牧集团」洽谈，把光纤传感器嵌入智能马桶中，实现无感化的居家日常健康筛查；

3.超构光学成像：我的学生创立的初创公司，研发出超轻超薄的「超构透镜（Metalens）」，用平面纳米结构部分替代厚重传统透镜，可广泛应用于手机镜头、无人机载荷、红外夜视及 AR/VR 眼镜。

尖端技术不应只锁在巨额造价的高端装备里，更应该走入寻常百姓家，这才是科技服务人民的真谛。

问：从研发自主光子芯片打破海外垄断，到将技术落实到新能源、文保等产业，您如何理解「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余长源： 这些成果绝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团队全体同事、学生共同努力的结晶。

在系统集成层面，我们已跻身国际前列；但在底层芯片层面，仍需攻坚。最近，我们团队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产学研1+计划」（RAISe+ Scheme）近亿港元的资助（这是香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产学研专项之一），目标正是自主研发核心激光芯片。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光学结构方案，绕开了美国的现有专利，有望大幅降低制造成本。

降低成本，正是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并践行社会责任的关键点：

新能源汽车安全：电动汽车电池起火隐患广受关注。现有电子传感器本身带电，存在安全隐患；光纤内部走的是光，本质是绝缘玻璃丝，抗干扰、本质安全。但车载传感要求极低成本——美国进口的一枚可调谐激光芯片动辄 900 美元（约合 6000 多港币），一辆车根本承受不起；车企希望整套电池监测系统降到 3000 元以内，倒逼芯片必须降到几百元人民币。唯有底层自主自强、掌握低成本制造技术，才能真正为新能源汽车的广泛安全普及护航。

莫高窟文物保护：我们近期与国家顶级文保机构——敦煌研究院达成合作意向。莫高窟内的环境监测非常严格，大家极不希望有电信号和电流引入洞窟造成隐患。我们采用无源的光纤传感技术，利用无害的红外光精准监测洞窟环境，既实现了高灵敏度的科技护航，又保证了千年国宝的绝对安全。

自主创新与社会责任本就是一体两面：只有核心芯片实现自主可控，才能把成本降到全民普及的水平，让科技的红利惠及社会方方面面。

第三部分：携手青年——闽港融合与复合型人才培养

问：在推动闽港两地科研交流与人才共育过程中，您接触过无数青年创客与学子。有没有哪个合作故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余长源： 作为大学教授，立德树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截至目前，我个人科研组培养了 40 多位博士、20 多位博士后。他们中有的走向南航、中大、天大、南开等高校任教，有的进入华为、腾讯、阿里等龙头企业，也有不少勇敢投身创业。

青年一代的拼劲与韧性常常深深打动我：

麦塔兰斯（Metalance）：由我的两位博士生创立，专注于超构透镜芯片的研发。历经 5 年摸爬滚打，他们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建成了全球首条超构透镜量产产线，目前已成为创投圈的明星企业，正朝着「独角兽」迈进。

小马科技：创始人是我的博士生，一个非常优秀且有魄力的女孩。她率领团队拿下了香港创科大赛金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为了验证风电监测系统，她亲自深入新疆千里无人区的风电场进行现场实测。那种不畏艰苦、敢打硬仗的精神，让我非常动容。

我们年轻时看西方，深感差距悬殊；而当代青年成长于国家快速崛起的年代，他们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可以更加自信地「平视西方」。这是时代给予他们的自信，他们的未来无比光明。

问：身兼「社会责任推广大使」，您认为科技与技术交流对促进「闽港澳台侨」的民心相通与区域融合有何独特价值？

余长源： 我祖籍福建，家里亲戚在港、澳、台都有分布，对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那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情感受极深。我刚刚参加了在福耀科技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会，此前晋江研究院也组织了「香港博士神州行」，带领 60 余位香港博士走进福建一线。

科学无国界，健康与科技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通过科技创新、青年互访和科普赛事，年轻人聚在一起聊技术、谈创业、做科研，那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用创科作为桥梁，能最有效地凝聚港澳台侨的向心力，促进区域在心灵上的深度融合。

问：面对产业转型与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对未来闽港两地的科创合作与人才培养，您有何具体建议？

余长源： 产教融合、联合培养是关键。目前我们已在付诸实践： 我们与福州大学推动了「3+1+M」的本硕贯通衔接培养机制——内地本科生大四来到理大晋江研究院完成毕业设计，随后对接到香港理工大学本部攻读硕士学位；同时我们也在推进「2+2」的联合博士培养项目（两年在福大，两年在港理大），并将该模式向泉州师范学院等院校推广。

香港理工大学晋江研究院成立至今，闽港两地的人员互访与学术接待已超过 300 场次，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场交流。这种双向奔赴的「常态化流动」，打破了地域藩篱，为产业升级源源不断地输送具备国际视野与产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工科英才」。

第四部分：热忱科普——科学家的精神坐标

问：您荣获了「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但依然坚持每年做 20 多场公益科普讲座。这份对科普的执着源自哪里？

余长源： 这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很大关系。我的父亲曾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母亲是《福建画报》的资深编辑。从小在教育与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我对数学、物理充满热爱，中学时也常参加数理奥赛。这种家庭言传身教，让我深刻体会到科技启蒙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在读中学，我陪伴他们参与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等机构的科普活动，逐渐延伸到自己去做义务演讲、赛事评审。

我每次做完光电科普讲座，看到很多小学、初中的孩子围过来，眼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追着问各种天马行空的问题，我心里就无比欣慰。少年强则国强，孩子的科学好奇心被点燃了，国家的创科未来就有了根基。

问：您身兼教授、院长、专家等多重身份，平时在繁重的学术、行政、产业转化与社会公益之间，是如何平衡时间与精力的？

余长源： 说实话，大学教授的核心职责永远是「立德树人」和「科学研究」。在理大，除了教学科研，校内行政服务（如担任研究院院长、科研中心主任）以及社会公益服务（组织学术会议、科普推广等）本就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

要说平衡的秘诀，唯有「全身心投入与奉献」。我和身边大多数香港科研同行一样，超负荷工作是常态。这也是香港社会最宝贵的「专业素养与敬业精神」。我们享受了时代赋予的优质学术资源，回馈社会理所应当。

我也常跟年轻人说，做科研一定要靠「纯粹的兴趣」驱动，而不是功利心。科研探索往往伴随着无数次的失败与寂寞，如果不是出自对宇宙规律、底层机理的纯粹热爱，很难长久坚持下去。

尾声：行路人的嘱托——走向星辰大海

问：香港正全速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您对有志于投身硬科技和产学研的闽港青年有何寄语？

余长源： 香港过去是典型的商业社会，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大多涌向医学、法律、金融等学科，理工科相对冷门。但如今时代彻底变了。国家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特区政府和社会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中银科创奖等各类支持机制层出不穷——这无疑是香港开埠 180 年以来，创科发展最好的黄金时代！

香港拥有顶尖的大学与基础研究能力，但空间有限；而祖国内地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庞大的市场与极快的迭代速度。青年学子要放开眼界，香港青年要主动融入大湾区和内地腹地，内地青年也可以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扬帆出海。拥抱时代赋予的机遇，在硬科技赛道上一展身手。

问：回顾二十余年的科研之路，您心底始终坚守的信念是什么？

余长源： 我的信念很简单： 第一，坚信科技可以改变世界、造福社会； 第二，作为一名中国科技工作者，我们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就是要让中国的科学技术跟上世界潮流，并逐步走向并跑与引领。

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一定能让中国的底层科技立于世界前列。当全人类携手推动科技进步时，我们将一同奔赴属于全人类的星辰大海。

问：最后一个问题。在「顶尖科学家」、「研究院院长」和「科技惠民的社会实践者」这三个称谓中，未来您更希望大家用哪一个记住您？

余长源： （微笑）我更希望大家记住我是一个「科技惠民的社会实践者」。

学术界比我顶尖的科学家大有人在，行政管理上比我出色的院长也很多。但如果说我自己有一点点特色，那就是我对科研转化抱有持久的热情。我们不仅追求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更愿意挽起袖子，通过研究院平台和初创企业，扎扎实实地把纸面上的理论，变成能惠及老百姓日常生活、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实体产品。科技惠民，这是我始终不变的追求。

（内容来源：镜报文化）